心理卫生中心召开“新时代下的两学一做”党组织生活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从那以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高关税的危险，从此走向战后几十年的降低关税的漫漫征程。在没有剔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世界贸易逆差的将近50%，看起来非常吓人。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班上有一个中国人，只要这门课沾点数理化的边，那么很可能第一名是中国人。因此，中国近14亿人的消费市场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而今天，国家有很多科研经费可以下拨，还有很多校友捐助资金，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已经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美国车卖到德国，德国人收它10%的关税。无论是美国的州长、美国的企业家还是美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希望和中国合作的。

中国和美国还有一点非常相像，那就是民族性非常相像。比如因为中国卖给美国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最后组装的，所以价值600美元的苹果手机都被算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第一是人力资本得到改善后进入更高技能岗位。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人得到他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

一个值得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是，中国经验在这个讨论中的意义，以及这个讨论对中国的含义。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

过去几十年在欧美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以及就业增长缓慢几乎全部是发生在不可贸易部门的现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发挥作用。1930年，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之际，凯恩斯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其中虽然承认诸多成长中烦恼的存在，例如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快，以致难以一下子吸纳过剩的劳动力，但是仍然大胆地对子孙后代面对的经济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00年之后生活水平再提高8倍（Keynes，1930）。困惑于科技变革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中的这种效应的非均衡特征，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把不同时期的科技变革从性质上加以区分，认为技术进步在此一轮与彼一轮之间，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分享性。这要求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应该更加体现竞争中性原则，加大监管和反垄断力度，使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地获益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

例如，人们在观察英国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与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就业者所挣工资水平偏低，这种情况通过产生对劳动者技能学习的负面激励，以及抑制社会纵向流动，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O'Connor，2017）。并且，他们坚信这种部门关联十分密切，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制造业内部，而且存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造成这种连接性（或穿透性）差异的因素，分别来自个体差异、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支配它们的治理结构。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

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这个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本身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再分配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不断得到增强。

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譬如服务业。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与机器人的竞争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不断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他们认为，由于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性质，技术变化即使从一个部门或少量几个部门开始，也会蔓延至整个国民经济。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即便对于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来说，是否每个社会群体及至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从而社会连接性的非匀质性做出简洁概括（Ferguson，2017），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与此对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则主张，经济学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除非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事实，任何其他事实都不重要。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技术革命 经济学 。

按照施瓦布的时间划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1840年期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891-1910年期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60-1999年期间，21世纪以来便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克劳斯·施瓦布，2016）。尽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能自动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技术进步也不能自动渗透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面。

首先，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个领域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特点便是当前技术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对于他的疑惑，本地官员回答说这个建设项目是一项就业计划。

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三、涓流经济学批判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则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

一个广为传播的轶事或多或少就说明了这一点。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巨星企业）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帮凶。二、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简史 虽然人类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真正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影响，亦即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进步，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

更为晚近则出现并流行的新增长理论则更重视这个问题，更贴近地称之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非竞争性（nonrivalry）。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Friedman，1962）。

而此前无论哪个全球化版本都存在着诸多未经解答的疑虑。这是典型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形。

这再一次提出了重大的经济学挑战，即支配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经济动机最终将何去何从。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

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然而，在政府应该如何作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上，在这里更显突出，依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作用方式而定，并无一定之规。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其次，我们尝试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分别对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两种思维定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2017年，模仿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做法，一篇由60多位经济学家签名的《经济学改革33条论纲》被钉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上。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这种性质的表述本身隐含着一个可以得出的推论，即技术变革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得到渗透，从而可以完全转化为整体的而非局部的经济增长（Langlois Robertson，2018）。产生这个悖论的制度原因，在于扭曲市场信号的电价制定规则：过低的电价使电力公司缺乏供电激励，政府意图改变定价机制（取消或减少补贴）又遇到利益集团（有较高谈判地位的补贴电价获益者），因而电价始终处于扭曲状态，供电受到抑制（保罗·罗默，2011）。

然而，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参与这场争论，却是在走死胡同。我们可以从弗格森关于连接性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一步认识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的穿透性问题，并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